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尋找中國傳奇

北京新浪網 (2013-08-02 16:26)

　　根據《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述，這次穿越中國南海和印度洋的行程並不順利，在泉州登船時共有600人，但是越過霍爾木茲海峽后，僅有18人存活了下來，包括馬可·波羅和公主。

中國最西部，充滿驚奇

　　中國最西部，充滿驚奇

　　對於馬可·波羅來說，經由新疆進入中國的關隘，向他打開了一切艱難險阻的大門：帕米爾高原，塔克拉瑪干沙漠……前進的道路是艱險的，因為一路上有狂風和沙暴，但同時，這也是一條充滿了驚奇的道路。

　　中國的西部側翼「守衛」森嚴——守護這裏的是崇山峻岭，它們比長城更能阻攔入侵的腳步。帕米爾高原上的山脈像是天然的哨兵，公格爾山，7719米；慕士塔格峰，7546米。「這些山……是如此之高，被公認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馬可·波羅這樣描述道。當年從阿富汗而來的他，是如何穿越這些高峰的？騎騾子還是騎駱駝？經過了哪個山口、哪條道路？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十分吝於提及交通工具及行走路線方面的細節，相反，我們知道他的沙漠商隊最終到達了一片被他稱為「世界上最美麗的草原」的地方，滋潤著這片草原的湖泊是那麼寬、那麼廣，簡直就像一條大江。這段描述恰恰符合今天我們在喀喇崑崙公路上看到的風景。這條總長度達1200多公里的瀝青路蜿蜒在雪山之間，雪山則倒映在寬廣的湖泊之中，它們是卡拉庫爾湖(KARAkul)、Bezekkul湖及紹爾庫爾湖(Shorkul)。湖邊油綠豐美的草地上，氂牛和羊群在遊逛，旁邊守護著吉爾吉斯族的牧民。牛羊在哪裡放牧，牧民們就把蒙古包安放在哪裡。也有人乾脆在這裏定居了下來，建起水泥房，安上太陽能熱水器和衛星天線。凡是有人經過的公路，就像絲綢之路繁盛的時代一樣，總有人在路邊賣一些小玩意兒，包括牧民們戴的羊皮黑氈帽和假的天青石。

冬日喀什

　　在這次旅行中，我們簡直難以將今天的喀什和從書本中認識的Cascar(喀什的舊稱)聯繫起來。在現代化建築無可避免的破土及發展中，舊日的喀什就像巴爾扎克的《驢皮記》中那張神奇的驢皮一樣在漸漸縮小。你必須步行在這座城市之中，去尋找那些用古老土磚砌成的、帶著「美麗的花園和許多葡萄架」的老房子。在集市中，你總是能看到一些「手工業品和小商品」，所有攤點都按行業來區分，有做木工的、打金銀器的、打鐵的，以及販賣藥品的。不要以為藥鋪攤子就沒什麼好看的，那些精通傳統醫藥的術士們，在研究動物體液的理論基礎上推出了神奇的藥方：用藥酒浸泡或晒乾的蛇，磨成粉末的蜥蜴皮或蟾蜍皮，以鴿血為主要成份的壯陽合劑，或是一種奇特的熊掌——取出其脂肪做成藥膏，有強身健體的功效。

　　想當年，過了喀什，擺在沙漠商隊們面前的有兩條路：往北，或往南。因為必須得繞開塔克拉瑪干沙漠——這是一片會移動的沙漠，延綿370000公里，被稱為「死亡之海」。馬可·波羅的商隊選擇了南邊的路，專挑塔克拉瑪干沙漠旁邊的綠洲行走，先到莎車縣，然後到和田，最後到敦煌。儘管做了最細緻的準備工作，他們前進的道路仍是十分艱險的，因為一路上有狂風和沙暴，它們是當地眾所周知的災難製造者。馬可·波羅差點兒在這裏迷了路，漫天的風沙使他眼前一片模糊，甚至看不清同伴們的面孔，但他卻深信自己聽到了神音、鬼靈和精魂。後來證實，這些現象與「超自然」無關，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經過研究、辨別後記載說，這是由於沙子的飛速運動和風沙的呼嘯，讓當地出現了宛如人聲的聲音。

　　和田位於中國的西部腹地，哪兒都不靠，獨居一隅，而且幸運地擁有兩股水源：喀拉喀什河(Karakash, 又稱墨玉河)和玉龍喀什河。這兩條河流從巍峨的高山中淘出了最珍貴的物質：玉。和田出產的玉，被馬可·波羅稱為jaspe et chalcedoine(碧玉和玉髓)，呈純白及半透明狀，是最稀罕的玉種，因而也是價值最高的。如今，這兩條河歷經眾多采玉者的挖掘、穿鑿和清掃，變得如同被過度使用的白蟻巢一樣，被發現的玉石數量也一年比一年減少。

　　但這並不能阻擋人們千里迢迢地從北京、廣東、上海來到這裏尋找和田玉石。和田市裡到處可看到這些商人，穿著百慕大短褲和西部牛仔帽，在專門出售玉石的穆斯林集市上到處搜尋。他們很容易被辨認出來，因為當地維吾爾族人的外表風格要比他們含蓄低調得多：女人們臉上矇著面紗，男人們戴著無邊圓帽，蓄著山羊鬍子。這些審慎的商人們帶著放大鏡和手電筒，到處觀察、比較、討價還價。玉器轉手的價格呈直線上升：這廂方賣了50000元，到那廂已漲至100000元。然而，正如一位當地人所說：「等它們在北京的店鋪售賣時，價格還會成百倍地上漲！」

沙漠琥珀敦煌

　　沙漠對人的考驗，在到達敦煌時終於結束了。如今敦煌已經成為吸引遊客的中心(駱駝們像賭馬場上的馬似地被編了號，只用於提供給遊人到沙丘上漫步)，尤其以莫高窟的492個窯洞而聞名於世。這些洞窟離敦煌市中心很近。四世紀到十四世紀之間，中國古人在這塊絕壁的洞穴內完成了面積達45000平方米的壁畫。這些壁畫不僅被列為世界遺產，而且被當地政府以令人忌妒的方式保護著。拍照是絕對禁止的，甚至作為話題都顯得敏感。對於中國人來說，這片洞穴聖地背後的歷史總是引起痛苦的回憶。這些曾被遺忘的壁畫，在1907年和1908年期間，被英國人奧萊爾·斯坦因和法國人保羅·伯希和挖掘出來。他們成功地收買了當地的保安，將幾千幅著名的壁畫帶回了各自的國家。

　　穿過敦煌，馬可·波羅一下子進入了河西走廊——它是進入中原的必經之路。這裏的嘉裕關，象徵性地代表了兩個世界的分水嶺：一邊是定居的生活講究的中原人，另一邊，是遊牧的或許蠻夷的非中原人。這裡是天底下最不可攻克的通道，標誌了中原帝國的疆界。歷史上，不僅有商旅，還有犯人和流放者，為了前往中亞的異族地域，而冒險取道嘉裕關。他們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悲嘆這道關隘的艱險和困阻。

　　312國道從中國東部橫跨到西部，全長5000公里。在這條公路上行車三個小時之後，我們到了張掖。馬可·波羅宣稱，他曾因私人原因在這裏生活了一年。我們在這裏看到了中國最大的睡佛，長達35米，呈涅??的姿勢，全身鍍金，恰如《馬可·波羅遊記》中所描述的樣子。我們甚至還在這裏看到了馬可·波羅的塑像，這座雕塑展現了這位西方最早寫作中國旅行志的作者的風采，年輕苗條，穿著緊身短上衣，一派風流公子的模樣，目光望向地平線。這讓我們感到一種如願已償的浪漫。

　　或許是為了化解這位義大利旅行家的思鄉之苦，整條街道幾乎全都被市政府翻修過了，精心裝潢的房屋正面，顯出媚俗的風格，是模仿了威尼斯宮廷的建築，但竟然出現了人們從未在威尼斯看到過的多利安柱式(也譯作陶立克柱式，古希臘最基本的三種柱式之一，主要特徵是比較粗大雄壯，沒有柱礎，柱身有20條凹槽，柱頭沒有裝飾)。算了，沒什麼大不了的，重要的是他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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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見過的故宮

　　可汗的「珠寶盒」，追蹤歷史

　　當得知馬可·波羅一行人正向他的帝國走來時，忽必烈可汗專門派遣隨從，一路護送他們抵達他的新都——北京。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標誌——在北京西郊距離市區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以馬可·波羅的名字命名的橋(在西方，盧溝橋被稱為馬克·波羅橋)。這個連接了兩個世界的人，值得人們尊重和緬懷。這座花崗岩建築建於1189年到1192年之間，橫跨永定河，在忽必烈時代，是中國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線。儘管馬可·波羅來自於威尼斯—— 一座並不缺乏橋樑的城市，但他還是被這座橋的龐大體積(266米長，9米寬)震撼了。「這座橋又長又寬，十個男人騎馬並排走在上面都不成問題。」他這樣寫道。同時，他也被橋上的485個石雕獅子深深吸引，「這些獅子外觀漂亮，大方，做工精緻。」這些獅子至今保存完好。橋的另一端有一個淺浮雕，採用的是最新的雕刻工藝，描繪著一個商人團隊正騎著駱駝和騾子跨越這座大橋。

　　對中國人來說，這座橋之所以出名，並不是因為馬可·波羅曾在他的遊記中對其大加讚賞。1937年7月7日，中國軍隊和日本人在這裏交鋒，標誌著日本侵華和解放戰爭的正式開始。這段歷史被稱作「馬可·波羅橋事變」(盧溝橋事變)。如今這座橋已經不再通行車輛，成了人們茶餘飯後散步的場所，孩子們可以饒有興緻地數一數橋上的獅子。傳說每天晚上，這些獅子會活起來，有的消失，有的顯形，所以數出來的獅子的數量總是在不停地變化。

　　如今北京城的佔地面積為16500平方公里(相當於比利時面積的一半)，擁有1700萬居民，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其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蒙古可汗、元朝奠基人忽必烈當年所建的名為坎巴立克(KhaNBAlik)的國都。直到15世紀，這座城市才正式被稱作「北京」。

實拍中軸線龍脈上的北京

　　忽必烈是北京的設計者和建造者。這裏原本是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留下的一片廢墟(1215年，成吉思汗攻佔中國北方和當時還被稱作「大都」的北京，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1264年，忽必烈決定把這裏變成一個珠寶盒，而他的宮殿就是盒中最為閃亮的珠寶。1274年，在穿越中亞、結束了長達12000公里的跋涉之後，馬可·波羅最終見到了這位帝王。當時忽必烈一般在上都(位於今天內蒙古正藍旗草原，2012年6月29日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消夏，與隨從、獵豹和獵隼一起捕獵，而在新都坎巴立克過冬，處理這個龐大國家的各項國事。28公里長的城牆緊緊守衛著這座剛剛建成的城市，它是一個城市規劃的傑作，整體呈四方形，街道筆直，圍繞南北和東西兩個軸線展開。見到這種城市布局，這個習慣了狹窄彎曲小巷的歐洲人驚呆了，他在書中這樣寫道：「它處處都是方形的，高高的土牆隨處可見。這些牆高達十步(古代歐洲的計量單位)。該城有12個城門，每個城門旁都有一座氣派美觀的殿堂。它的每一條街道都是如此筆直……」

　　作為剛剛征服了漢民族的蒙古帝王，忽必烈一心想要在新的國土裡鎮壓和平定所有的叛亂。因此，進入這座都城需要非常嚴格的行政審批手續。城中最重要的地方便是鐘樓，人們至今還因循著元代傳統，把它所處的區域稱為內城。這片城區包括紫禁城、北海公園和景山公園、一些受到保護的衚衕，以及一些湖泊。馬可·波羅告訴我們，每天晚上，鐘樓都會響鍾三遍(方圓50公里內都可以聽到)，鐘聲提醒城中那些地位低下的庶民，是時候離開國都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座傲然獨立的鐘樓興建於1420年，是在馬可·波羅時代之後。它對面的鼓樓同樣是元代建築(在一次火災之後經過重建)，有25個用來報時的鼓，在古代，城中居民的生活因循著鼓點的節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令人震驚的是，七個世紀之後，北京依然保留並且擴大了方方正正的城市布局，筆直的街道圍繞中心(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延展開來，外環公路(現有六條，第七條即將建成)逐漸取代了城牆。

　　想在現在的北京城找尋忽必烈時期留下的宮殿痕?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朝代更迭，元朝的宮殿已經被繼任的明朝統治者毀於一旦。明朝隨後在偏東一點的地方建立了紫禁城。但是通過馬可·波羅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元代的宮殿完全採用的是漢族風格，「所有房間里的牆壁上都鋪著金子和銀子。」房間里的裝飾、旗幟、繪畫和雕塑上會出現龍、百鳥以及其它神話傳說中的動物，比如獨角獸和鳳凰。這位蒙古皇帝在宮殿旁邊自己設計了一個公園，包括人工島、寶塔、小溪、水塘和亭台樓閣，這就是今天的北海公園(1925年才對公眾開放)，是北京最大、最美的公園之一。每天一大清早，大批退休的老人像是衝鋒陷陣一般湧入公園，在裏面做著各種運動，來保持良好的身體、精神狀態。有些老人大聲地吼著來傾吐夜間的戾氣，另一些人高聲誦讀著老子的詩篇，此外還有更多的人在舞劍、跳華爾茲、打太極拳、練氣功，甚至接受針灸治療。

　　在北海公園的南角，有忽必烈時期留下的唯一遺?—— 一個1265年的大瓮。這個瓮為精工玉制，重達三噸，可容納一千升馬可·波羅所謂的「瓊漿玉露」酒(即「米酒」，以大米、黃米、高粱為主要原料，加生薑、桂皮等香料釀製而成)。這種酒的特點是「溫熱、性烈，容易醉人」。顯然，我們的作家被可汗的美酒盛宴所陶醉了，他在書中用了兩大章節描繪這一巨大的場面，稱可汗所宴請的賓客多達五萬人——馬可·波羅書中的數據常常是不精確的，這種寫作風格主要是為了凸顯中國的地大物博。為此，馬可·波羅也招來了許多抨擊者，比如弗朗西斯·伍德(Frances Wood)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英國國家圖書館中國部的負責人，1995年出版了《馬可·波羅真的去過中國嗎？》一書。這些人嘲笑馬可·波羅和他的作品，把他的書稱為「百萬謊言」。他們認為他是「說謊癖」，因為他的書一點都沒有反應中國的真實情況，連茶和筷子的使用都沒有提及。其實，書中關於酒的描寫，側面反應出馬可·波羅深得元朝皇帝的喜愛，在他身邊平步青雲。和他周圍的蒙古老爺一樣，比起茶來，這個歐洲人更喜歡強勁的、充滿陽剛氣質的烈酒。同樣地，雖然忽必烈和他的同僚所受的漢文化影響日益加重，但是他骨子裡還是一個地道的蒙古人，他們還是像在蒙古草原上一樣用雙手抓飯而食，而不使用筷子。因此，這些人對馬可·波羅的抨擊是毫無根據的。

　　長城亦是如此。馬可·波羅之所以沒有把它稱為「奇?」，是因為那個時代的長城與我們今天在八達嶺或者慕田峪看到的長城截然不同。如今這座雄偉壯觀的長城是明朝統治者(1368-1644年)留下來的。在十三世紀的時候，長城還只是一些由土塊堆起來的斷斷續續的矮牆，在個別地方安插著哨所，僅此而已。像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並不重視長城的修建，相反，他更喜歡不停地拆除、毀壞。龍生龍，鳳生鳳，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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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里的中國，「天堂」依舊

　　明信片里的中國，「天堂」依舊

　　馬可•波羅深受可汗的信任和委託，是他的心腹之一。為了效忠於這位偉大的蒙古君王，馬可•波羅曾在中國遊歷17年。因為公事的原因，他曾多次到訪中國東南部，被那裡的細膩和美麗所征服。

　　關於馬可·波羅有許多未解之謎，其中一個即是：他是否曾在中國留居17年，即從1274年到1291年？雖然他對中國各地的風貌和居民進行了詳細描述，但對於他的個人活動卻一直嚴守口風。人們只能通過他字裡行間的話語猜測他可能曾經是一位特派使節，是忽必烈可汗的特別代表。當年，20歲的馬可·波羅為人機敏，會講多種語言(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除了義大利文，他還會講四種語言，很有可能是希臘語——在康斯坦丁的市集上使用，蒙古語，帝國的官方語言，以及波斯語和維吾爾語)，有強烈的好奇心。恰好，蒙古皇帝也是如此。出於多種考慮，馬可·波羅想要見識一下這個全新的國度，而可汗則想要了解自己的國家正在發生著什麼。二人志同道合，所見略同。蒙古官方編年史《元史》兩次提到一個名為「波羅」的人，稱他為「私人調查員」和「副使節」。不難看出，馬可·波羅是皇帝了解國家的眼睛，是近臣之一。

　　因著這樣的身份，馬可·波羅得以在這位君主治下的各省自由來往：西藏、雲南，特別是華南地區。華南地區曾是宋朝的領地，漢人對新的統治者還未臣服，忽必烈可汗無法委以重任。為了加強對這片區域的統治，他選擇了色目人，即外國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是歐洲人，比如我們這位威尼斯人。

　　馬可·波羅曾到江蘇揚州做官，在此居住三年。揚州坐落在大運河和長江的匯合處。長江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流域廣闊，經過多座城市，但具體是多少座，沒有人能夠算出。」京杭大運河長2000公里，是溝通南北商業的大動脈，無數的財富通過大運河到達北京。大運河的挖掘是為了發展當地經濟，維護政治穩定。揚州曾經是一個由絲綢、河流和鹽業構成的城市，如今，其支柱產業是玩具業——中國40%的毛絨熊產自揚州。這種轉變證實了中國人非凡的適應能力，以及達爾文理論的不可抗拒性。

　　具有歷史諷刺性的是，在天寧寺佛教文化博物館——這個基督徒絕不喜愛的地方，我們居然看到了馬可·波羅紀念堂。一整間屋子，全部用於陳放「這位1282年到1284年間揚州長官」的紀念品，馬可·波羅被介紹成為「倡導民族合作和友誼的先驅者」。一座由現代雕刻家根據聖馬克廣場上的獅群創作的青銅獅，1987年由威尼斯市政府贈送給該博物館。該銅獅創作風格過於自由，缺乏靈性，被安置在馬可·波羅的祭台前，右掌下刻著聖經選段。

蘇州拙政園庭院深深

　　蘇州拙政園庭院深深

　　因職位調派，馬可·波羅曾到達中國更南部的地區，在江南名城蘇州和杭州暫居。中國人這樣形容這兩座城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擁有800萬居民，城中心還保留著曾經的運河，因此被稱為「東方威尼斯」。馬可·波羅曾用誇張的數字來形容蘇州，說城內有6000多座橋，「石材珍貴」，橋高高的，「戰艦也可以從橋下渡過」。事實上，蘇州大約有300座橋，最老的橋是吳門橋，橋面為驢背狀，橋也足夠高，可以允許一隻帆船渡過。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並沒有提到蘇州的園林，因為它們大多建於明朝或清朝。這些園林布局巧妙，名字也引入遐想：拙政園、滄浪亭、怡園、網師園。布置細膩，注重細節，使得蘇州園林的整體感覺是美輪美奐。通常園內有一座內湖，迴廊環繞，閣樓林立，園林的布置遵守傳統的布景三原則：藏(通過角度或是隔牆)、借(藉助於小橋、假山和灌木)、框(藉助於牆)。

　　對於馬可·波羅，以及今天到來的我們來說，杭州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天堂」。杭州曾是宋朝的都城(1138-1279年間被蒙古人佔領)，《馬可·波羅遊記》用了兩章來描述杭州，將它稱為「天空之城」，它也確實是一片盛放在綠色匣子里的珍寶。中世紀時，杭州已經擁有150萬人口，是威尼斯人口數量的十倍。這位義大利人曾記錄下了幾項令他感到驚奇的新事物：公共澡堂、石板路、居民必須到當地官府登記名字、奴隸和牲畜的數量(以便於統計人口和徵收賦稅)。但是真正征服馬可·波羅也征服了我們的，是西湖，它的魅力不曾因歲月流逝而消減，「西湖周圍，多橋樑和美麗的房子，顯示出難以描述的美好和無法衡量的財富。」西湖還是嬉戲遊樂之地，「人們在這裏舉行盛大的婚禮或是宴會，達官貴人是這裏的常客。」

多情西湖

　　文人以杭州入詩，畫家以杭州入畫，盛極一時的杭州曾是藝術家、讀書人和享樂者的天堂。如同蘇州的園林一樣，杭州美景僅憑名字便能讓人浮想聯翩：三潭印月、玉帶橋、斷橋殘雪、蘇堤春曉，等等。馬可·波羅形容杭州西湖為伊甸園，至今它仍是許多中國人最想旅行的景點，排名甚至超過長城。從年頭到年尾，西湖上的遊船總是載滿了中國遊客，用他們的照相機掃射西湖美景。

　　行程中間，遊客們會到富麗堂皇的酒店飽餐一頓，例如「樓外樓」。杭州的美食也是遠近聞名，「地上爬的，水裡游的，天上飛的」皆可入菜。馬可·波羅盛讚該地美食：「不曾知道的烹飪方法，不曾了解豬狗類的骯髒動物可以變得如此美味。」這位「基督徒」確實曾在許多佳肴前猶豫不決，比如海參。

　　後來，馬可·波羅對一切產生了厭倦。在17年的流亡生涯中，思鄉之情一直環繞著馬可·波羅。1291年，他回國的機會出現了，波斯可汗阿佳王(Argun)遣使求娶忽必烈的女兒，忽必烈命令馬可·波羅等人護送蒙古公主到達伊朗。從荷馬的《奧德賽》開始，我們就知道，男人重回岸上，總是為了一個女人。根據《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述，這次穿越中國南海和印度洋的行程並不順利，在泉州登船時共有600人，但是越過霍爾木茲海峽后，僅有18人存活了下來，包括馬可·波羅和公主。直到1295年，馬可·波羅才得以回到家鄉威尼斯，那又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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